力量证明

散户力量的证明：草根并不代表弱势

散户：股市用语，进行零星小额买卖的投资者，一般指小额投资者，或个人投资者。与大户、机构相对。

这是有人给这个具有中国股市特色的名词下的定义。弱小、贪婪、跟风、追涨杀跌等常常被用来形容散户。由于市场诚信、资金实力、信息不对称等问题的存在，散户在股市博弈中基本处于最不利的位置。

中国的股市拥有全世界最多的散户。积少成多，聚沙成塔，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要感谢千千万万的散户股民，a股短短20年的时间就跻身全球资本市场前三强，散户的参与和付出须记上大大的一功。

本报这组“a股话语权”调查最后一篇专门聚焦散户，倾听散户的声音，展示散户的力量。记者调查发现，散户并非如通常所设想的那样表现出低专业水准，在他们的理解范围内往往能对上至国家宏观经济政策、行业政策，下至上市公司财务状况、具体的高级管理层讲话，阐述翔实的个人观点。某些特别敬业的散户除时常切磋看盘技巧外，甚至会飞到上市公司做实地调研。不少草根投资者取得了让专业投资机构汗颜的高额投资收益 。

散户的力量不应忽视，也不能忽视。记者特别选择了三个民间草根投资者，听他们谈投资的经历与心得。不管他们之间有多大的差别，“草根本色”不改。多做功课、精选股票、价值投资等，不经意间成为他们的共同点。⊙记者 叶苗 ○编辑 毛明江

郦文杰：

从草根到职业操盘手

暮春的杭州，草长莺飞。从西子湖畔驱车往东，在萧山某创业园区的大楼里，我们见到了浙江海归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总监郦文杰。年过45岁的他身材高瘦，虽然头发略有斑白，但一说起股票，便神采奕奕，不亚于二三十岁的年轻人。作为上海证券报的老读者，郦文杰与记者颇有一见如故之感。

既不是科班出身，也没有显赫的背景。郦文杰没有上过大学，当年的理想是当一名古籍书店的管理员。当他迈入股票市场之前，他只是一名“临时工”。但是，在他18年的投资生涯中，创造了45.93% 的年平均收益率。

这是一个由草根变成优秀职业投资人的典型。

从“万元户”起步

1992年，郦文杰只是杭州一名普通的年轻临时工。虽然是这边打打工，那边做做事，但几年下来，他攒下了一万元的积蓄，自认为已经是个“万元户”了。

“进股市前，你想过亏损吗？”记者问他

“那时觉得一万块已经很多了，没什么亏的概念。”郦文杰笑着说。

于是这个年轻人就冒冒失失地进了股市。当年的营业部还需要用粉笔在黑板上写价格，股民们必须排队领号，才能进入交易大厅。郦文杰的第一个交易是用150元的价格买了20股二纺机。

“当时的想法很幼稚很朴素，那时日用品短缺，就连丝棉被大家都要托门路去买，而二纺机是纺织股，我认为肯定是好的。按目前的市场思路，它算是大消费概念。”抱着这样的思路进场，可事与愿违，过了一个月的时间，每股亏掉了16块钱，郦文杰斩仓出局。

过了一段时间，郦文杰觅到一家做旧城改造的公司——兴业房产。“当时我们住的都还是木板房，我觉得房地产是个新兴产业。其实后来看，万科也是那时起步的。”于是他用256元的价格买了10股，这次持股时间有两个月，最后每股亏掉51元出场。

并不是每个最后成功的人都有着顺利的起步。一开始的挫折，让郦文杰思考了很久。如今的他回过头来看，则有了更深的感悟。

“我的前两笔交易都是失败的。”郦文杰说，最直接的教训就是，其实差的行业里有好的公司，好的行业里也有差的公司。买二纺机和兴业房产的想法，摆到现在也是正确的。但这些公司本身的业绩和管理好不好，自己当年没有去了解。

其次是进场没有选对时间。“不管多好的股票，选择一个好的时间进场，和另一个时间进场，结局完全不一样。如果在一个高价位入场，即便是长期持有也并不一定能赚钱。例如当年的四川长虹，一度是撑起中国股市的一面大旗，但是如果高点买入的话，至今十多年了也还是亏本的。”

“所以说高价股不能一上市就长线持有，”郦文杰说，对于当前市场的高价股，一定要等到合适的价格。独门“三3操盘逻辑”

十几年后，凭借自己的勤奋与市场中不断的摸爬滚打，有着出色投资业绩的郦文杰已经是浙江私募界中颇具实力的操盘手。他更是所在公司的“现金奶牛”。每年，他都在股市中帮公司赚出超过资金成本的收益，公司就可以拿着这笔“无成本”的资金去投资实业。

“其实个人压力也是很大的，”郦文杰坦言，要为大资金赚出稳定收益，必须稳健安全，这对于操盘能力是很大的考验。

因此，如今的郦文杰追求的是一种更有“确定性”的交易策略。用他自己的理论来概括，叫“三3操盘逻辑”。前一个“三”，是指要找出比当前市场的估值中枢低三成的个股；后一个“3”，是指持有已找出的个股耐心等待上涨30%的幅度到来。放弃暴利，回避多余的风险，秉承稳健收益的宗旨。

采用这样的策略，郦文杰首选的就是中线持股。在采访中，他给记者举出成功操作锡业股份的例子。

去年7月，伦敦lme基本金属价格整体出现了大涨前的启动现象，其中锡价在17000美元附近，有率先突破的苗头。此时锡价已经创出了年内新高，而此时国内a股有色板块都还“沉浸”在下跌中，包括云南铜业、江西铜业、中国铝业等(请你关注wwW.)股票都还在底部，而锡业股份则是在15块左右，离年初的点位还有30%左右的跌幅。

“锡在伦敦市场就像是小盘股，而铜铝则是大盘股，如果铜铝要上涨，资金肯定是先拉锡镍等小金属。”郦文杰表示，一边是已经走在创新高道路上的国际锡价，另一边则是离前期高点还有三成差距的股票，第一个“三”已经满足了。“我们这个时候就建议朋友们进去了，但是很多人觉得没有量。”郦文杰说。有了第一个“三”的安全垫底，就可以比较放心的买入，比较大胆的持有，等待第二个“3”的出现并了结。同时，从基本面上看，当时欧盟和美国都在针对焊接材料铅在进行限制，作为替代材料的锡也有着价格支撑。而之所以没有量，是因为游资还在追逐当时的热点，公募基金和券商也没有及时发现这个机会。

果然，在他们介入后不久，伦敦金属展开了一轮全面上涨的猛烈走势，而市场也发现了有色板块确实处于洼地。将近一个月后，锡业股份就翻了一倍，而到了11月，该股最高达到了45元。

买股要看性价比

郦文杰是个细心的人，也是个专注的人。他每天要做10个小时以上的功课，研究股票、期货和大宗商品的走势。乃至在用餐的时候，他也不停地跟记者交流着做股指期货的经验。

在接受采访之前，他用钢笔工工整整地将自己的炒股经历、投资理念写在两张a4纸上，作为材料交给记者。“我们觉得，今年的行情是创不出去年的高点，也跌不破去年的低点。既是脉冲行情，也是震荡休眠的行情。要安全地赚出15%的利润比较难。”郦文杰说。

买股票，不管怎么差，不管怎 ……此处隐藏3826个字……改革。另外，改革的价值目标不仅仅是效率，当年小平同志早期推动改革的时候，不仅仅是有效率目标，也有政治上的民主目标，从这一意义上来说，我们可以从广东省的乌坎事件得到一定的启发。

两年前广东暴发的乌坎事件，虽然只是我们国家每年成千上万起群体性事件之一，或者说是政治中一起非典型性的个案，但是中共广东省委和省政府在应对这起特殊事件时，所采取的非制度化紧急处置和危机公关，事实上成为了一种另类的地方政府创新性，与时下某些地方政府一些“为创新而创新”的假创新、伪创新相比较，实际上更具有重大的改革意义。

中共广东组织部在2014年底，宣布重新组建乌坎村党组织，任命林祖銮为村党支部书记，并且通过全体村民重新竞选产生乌坎村第五届村委委员会，自此对乌坎事件的善后处理引发不同的争议。我们也发现，在新时期，国家与社会关系正在发生具有象征意义的变革，国家可能在面临重大危机时迈出重要的改革步伐，而分别代表国家与社会双方的理性、温和与中道的力量有可能继续妥协，在妥协、交易、合作的基础上进行良性互动，这可能为政治改革创造条件和奠定基础。

这就是我认为的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之所以还有可能的两个假设：一是重大危机可能推动改革；二是分别代表国家的理性、温和与中道的力量可能合作。乌坎事件在某种意义上证明了这一点。

经验事实表明，中国的改革实际上是由危机所推动。没有十年文革所引发的路线危机，就不可能有改革开放的拨乱反正；如果不是东欧巨变或1991年底的苏联解体，也难以想象会有1992年邓小平的南方谈话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突破。所以，我一直认为大危机推动大改革，小危机促进小改革，没有危机就无须改革。

改革决策层对潜在的危机高度警觉，就会未雨绸缪主动改革；对现实危机缺乏敏感，麻木不仁，就不会改革；忧虑改革诱发更大的危机就不敢改革；恐惧改革触犯特殊既得利益集团的核心利益，就会阻挠改革。有危机并不可怕，危机往往是改革的助推器，真正可怕的是决策层对现实危机自我陶醉、盲目自信，那才是最大的危机。

我本人更愿意相信党中央关于三个“自信”（即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主要是讲给国际社会和中国民众，以及一般中高级官员听的；而充满忧患意识的四大“危险”，也就是精神懈怠、能力不足、脱离群众、消极腐败，主要是讲给高层决策层听的。

国家与社会的温和力量可以成功合作

两年前，中共广东省委在陆丰警方第一时间取缔“乌坎村民临时代表理事会”，抓捕林祖銮、杨色茂等村委委员领袖未果，被捕的薛锦波又在拘留期间“猝死”，乌坎村警民对峙高度戒备，各种谣言在互联网上广泛传播，更大规模、更为严重的冲突随时可能千钧一发之际，广东省委副书记朱明国的乌坎之行，代表广东省委迈出了改革的步伐，化解了重大危机。

尽管时任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在2014年全国两会期间在答记者问时表示，广东省委处置乌坎事件，特别是乌坎村重新选举村委会没有任何创新，只是依法办事，而不少地方官员也对此颇有微辞，对广东省委这种处置方式表示不满。但是至少从如下几个方面可以看到广东省成功处置乌坎事件还是有重大的体制机制变革，具有地方政府创新意义。

第一，推动了有助于体制机制变革的观念创新。广东省委明确提出要改变以往的权力维稳、力量维稳的老套路，提出要“权利维稳”的新思路。汪洋更是尖锐指出，必须破除人民幸福是党和政府恩赐的错误认识，肯定追求幸福是人民的权利，造福人民是党和政府的责任，同时破除了政府天然代表人民利益的神话。这就为广东省委省政府承认乌坎村民临时代表理事会的地位提供了理论上的可能，进而可以肯定基层

群众有权组织起来维护自身利益，并促使政府愿意与村民组织谈判，接受村民诉求，依法重新选举村委会，最终极大推动体制机制变革的观念创新。

第二，实现了体制机制的改革创新。虽然乌坎村在2014年重新选举村委会的实践就像汪洋所说，是完全按照国家《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和《广东省村民委员会选举办法》进行的，在法律文本意义上没有任何创新，但却在实际操作机制和运行程序上，充分激活了文本制度内被长期搁置的或者被长期闲置的自由竞选的基因，其选举程序规范，规则公正，过程透明，竞争激烈，都是我们国家绝大多数选举难以望其项背的，体现了广东省在保障和落实公民政治权利上做出了真正意义的创新。

第三，乌坎事件的善后也证明了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创新。乌坎村重新选举村委会以后，实现了向体制外政治参与的诉求纳入到体制内来有序释放，事实也证明了广东省处置乌坎事件的特殊举措与乌坎村的自治实践，有效地分化了乌坎村民，不仅争取和团结了多数理性的村民，而且成功将少数激进、极端村民对地方政府的维权压力转移到了新一届村委会身上，客观上使刚经过充分竞争、由多数村民自由选择的合法代表，成为少数激进极端村民与地方政府之间的防火墙。而新一届村委会也意识到，激进村民完全不顾原村委会多年卖出的土地很多已经履行了法定转让程序、办理了国土证而难以收回的现实，继续用暴力抗法、违法堵路的极端方式来扩大事态是行不通的。所以，新一届村委会已经意识到他们有责任在与地方政府的合作维稳、理性博弈中，为村民最大限度地去争取可能的现实利益。这对基层维稳也是有体制机制的创新意义的。

最后一点，实践证明在特定的时空条件下，国家与社会双方各自的理性、温和、中道的力量是可以成功合作的。乌坎事件的发生是必然的，是地方政府长期忽视经济社会中发生的矛盾累积的结果，而乌坎事件的处置方式以及成功善后是偶然的，是当前中国层出不穷的群体性事件处置中独一无二的，既表明国家与社会相互关系的基本格局并没有根本的改变，但是也表明了理性的国家力量、温和的社会力量之间，是有可能良性互动的，体现了某种值得期待的体制机制的创新趋势。

需要说明的一点，广东省在处置乌坎事件所采取的措施，即使广东省甚至在省外很多地方官员很不以为然，认为这是向敌对势力的妥协，因此很有微辞。但是反过来从村民方面看，自从这样的处置方式以后，乌坎村村民本身就分裂了。当年四个最主要的村民领袖，林祖銮、杨色茂、张德家，还有薛锦波，后来任命林祖銮为村党组织书记，后选为村委会主任，杨色茂是村委会副主任，薛锦波在乌坎事件中被警方拘留后猝死，张德家在乌坎事件以后参与竞选村委会失败，失败后成为乌坎村民少数极端激进村民的领袖，不断组织进一步的施压行为，在乌坎事件一周年以后，张德家不断组织村民进一步上访、堵路制造比较极端的维权行为，在今年五月份被广东警方刑事拘留。现在的结果等于是政府和村民比较理性温和的力量基本达成了一种相互的合作和妥协，极大改变了乌坎事件后的政治生态。

因此，国家各种政治力量的对比，政治精英的战略选择和内部博弈的综合，以及社会力量成熟程度和内部的竞争，都有可能决定国家某种特定的政治走向，乌坎事件是一个比较小的案例，通过这一案例可以看到某种值得期待的趋向。

我就说到这里，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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